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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帝國背影——《萬歷十五年》的觀察
          2020-05-07 點擊:2206

          假期重讀了黃仁宇的《萬歷十五年》。比起大部頭史書的艱澀難讀和野史小說的非正式笑談,這本書真是一本易讀又深刻的歷史小書。書雖不厚,只用不大的篇幅筆墨,從明代后期幾個人物入手,見微知著,就將明代朝廷政治的運作機制、當時文化思想的內在脈絡、祖宗法度與時局現(xiàn)實的矛盾等問題剖析清楚,并且給出了迥然不同于以往的解讀——為什么中國文明幾千年,明代中后期出現(xiàn)資本主義萌芽,卻沒有能夠順利轉入現(xiàn)代社會,而同期的西歐,抓住機會實現(xiàn)了工業(yè)革命,對外擴張,率先邁入現(xiàn)代社會。

          《萬歷十五年》的結論,簡單說來就是:中國兩千多年,都是以道德代替法制,至明代達到極致。作者提出因為中國古代政府以道德代替行政,缺乏精確化管理社會行政的傳統(tǒng)和能力,財政稅收制度不能與民間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相配合,才是所謂資本主義萌芽不能繼續(xù)發(fā)展的關鍵?!懊鞒扇栏竦闹醒爰瘷?,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(jīng)濟,以增益全國財富,而是保護落后的經(jīng)濟,以均衡的姿態(tài)維持王朝的安全。這種情形,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?!?/p>

          《萬歷十五年》的切入點,是皇帝“怠政”的源起。萬歷皇帝后期為何突然性情大變,怠惰朝政?有的說是萬歷成年后,擺脫了張居正、馮保、張?zhí)笕选敖涑摺?;有的說是萬歷成年以后血氣方剛,連續(xù)開展了“萬歷三大征”后而意滿自得,疏于朝政。

          《萬歷十五年》把萬歷怠政與萬歷皇帝和文官集團的對立矛盾聯(lián)系起來,認為怠政是萬歷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情緒。為什么文官集團一定要在“皇儲問題”以及皇帝私人生活問題上錙銖必較,與皇帝難以調和地產(chǎn)生爭執(zhí)呢?這其中的根源在于:一、 明朝以倫理道德治天下,極其重視表面上、形式上的正義,皇帝本人作為帝國的化身,本身的道德應是理想化的代名詞;二、理想化的道德模范不僅適用于皇帝,也應用于對文官集團的標準,為官者要以圣賢為標尺,公正磊落,勤懇簡樸,但是萬歷發(fā)現(xiàn),文官一方面不停地干涉自己的決定,指責自己必須戒除酒色財氣,做一個道德無瑕的君主,一方面他們自己卻私下貪污斂財、收受賄賂。簡直是典型雙重標準。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風是,立論唯恐不偏激,言辭唯恐不夸張,往往憑借著捕風捉影、小道消息,就極盡聳人聽聞之能事。關心的并非所論是否屬實,而是能否憑借刻薄的言辭嘩眾取寵,一舉成名。

          萬歷皇帝看穿了這套把戲,說這些言官是“訕君賣直”,把標榜道德作為一種資本來賣弄。由此,他選擇以冷漠來應對這些言官,而冷漠則進一步演變?yōu)閷ι畹膮捑?,進而從內心世界見諸于行動。

          明朝以傳統(tǒng)道德治國的方式,不僅在中樞統(tǒng)治集團中造成了矛盾,而且將阻礙經(jīng)濟、社會、軍事以及個人思想的解放。他試圖從傳統(tǒng)道德治國,進而對財政組織方式,然后對經(jīng)濟商業(yè)延緩,乃至軍事實力衰落,個人思想解放的矛盾。

          財政上,明朝的一大特點是財政稅收的短距離側面收受,這種創(chuàng)始于洪武年間貫穿整個明朝的財政組織方式極不利于商業(yè)組織的形成。全國布滿了這種短距離的補給線,“此來彼往,側面收受,既無架構”。黃仁宇認為,假如財政制度是總收總發(fā),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有較大的進步,金融業(yè)也會應客觀需要而產(chǎn)生,商業(yè)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(fā)展。相比之下,西歐各國在十四世紀已經(jīng)朝著這個方向發(fā)展,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,也是如此。

          再者在地方治理上,地方官關心的是他們的考成,而考成的主要標準是田賦之能否按時如額繳解、社會秩序是否安定團結。輔助私人商業(yè)的發(fā)展,不在于他們職責范圍之內。

          軍事上,明代并非一個軍事實力很強的朝代。追本溯源,明朝從洪武開始就具有重文輕武的傾向,經(jīng)過一百年,文官集團進入了成熟階段,社會地位上升到歷史最高點,而相對應的,武官的社會地位則跌到了最低點。俞大猷曾經(jīng)提出建立一支常備海軍的主張,也沒有被中央采納。因為如果建立海軍一旦成為事實,有關各省的財政就要從原來小單位之間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。與之相應,保證規(guī)格和數(shù)字的準確,才能取得預期的行政效率以與現(xiàn)代化的軍事技術配合。然而,我們龐大的帝國,在本質無非是數(shù)不清的農村合并成的一個集合體,禮儀和道德代替了法律。

          1587年,是為萬歷15年,歲次丁亥,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,無事可記,實際上大明帝國卻已經(jīng)走到了它發(fā)展的盡頭。在這個時候,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,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,高級將領的富于創(chuàng)造或者習于茍安,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,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,最后的結果,都是無分善惡,統(tǒng)統(tǒng)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(fā)展。從這個角度看,萬歷朝這個不起眼的年份,也是整個華夏帝國漸行漸遠的背影,也給后人留下深刻思考。

          (浙農愛普?鄧志梅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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